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取保候审作为一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旨在保障诉讼进行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限制。实践中，“必须回户籍地执行取保候审”的要求，时常成为被取保人面临的一大现实困境。这一要求背后，交织着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与现实冲突的多重因素。
从法律规范层面审视，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文规定被取保候审人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法律的核心要求在于“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以及“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这里的“所居住的市、县”，通常被解释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时实际、经常居住的地方，而未必是户籍登记地。办案机关强制要求被取保人返回户籍地，有时是出于便于监管、降低自身风险的实践考量，而非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这一要求往往给被取保人带来沉重的负担与不公。对于长期在异地工作、学习、生活的人而言，强行回归户籍地意味着社会关系的断裂、经济来源的中断以及家庭生活的动荡。他们可能因此失去工作，无法履行抚养或赡养义务，其正常生活权利受到严重冲击。这实质上可能构成了对取保候审“较少限制自由”立法初衷的背离，使得一项本应体现人道与诉讼经济的制度，演变为变相的惩罚或障碍。
面对此种情况，被取保人及其辩护律师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应积极与决定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及执行机关（通常为户籍地或居住地派出所）进行沟通。沟通的重点在于阐明自身在现居住地有稳定的工作、住所和社会关系，具备有效的监管条件，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如劳动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居住证等。可以提出在现居住地寻找合适的保证人（如雇主、社区负责人）或提供足额保证金，以增强监管的可信度。若办案机关无正当理由坚持要求回户籍地，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适用应遵循必要性、比例性原则的精神，提出书面异议，或通过辩护律师向办案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或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复议。
从更深层次看，这一困境折射出我国以户籍管理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与人口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司法实践过于依赖户籍地监管，反映出部分司法机关在风险规避与管理便利性驱动下，对法律精神的机械执行。要根本性缓解此问题，需推动执法理念的更新，更加重视实际居住地的社区矫正与监管能力建设，并探索利用信息化技术进行动态监管，从而在保障诉讼与保护权利之间寻求更精准的平衡。
总而言之，“取保候审非要让我回户籍地”的要求，常是实践操作对法律文本的偏离。被取保人应明晰自身权利，通过合法途径积极协商与申诉，争取在最有利于自身正常生活的环境下执行取保候审。司法机关亦应秉持法治精神与人权保障理念，使取保候审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